河內人曹謹：得民心有政聲
□董沁生
□董沁生
更新時間：2023-10-27 15:22:13 來源：焦作晚報
經典山陽
曹謹（1787年至1849年），初名謹，字懷璞，號定庵，清懷慶府河內縣（沁陽）北門大街人，嘉慶十二年（1807年），參加鄉試，高中解元，由于禮部會試一直落第，直到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，經“大挑一等”，補為知縣。之后，為官30余年，大都在知縣職位上勤政為民、履建奇功，雖期間調遷15次，跌宕起伏，“被議”“被誣”“被革職”，但榮辱不驚，始終堅持“做事、做官，先做人”。所到之處“得民心、有政聲”，尤其是宦海八載，興修水利，解決糾紛，置辦教育，抗擊英軍，成為人生的高光時刻。道光皇帝贊他在抗英保臺的戰斗中“智勇兼施，大揚國威”。《清史稿·循吏傳》《臺灣通史》《沁陽市志》有載。
光明磊落得民心
曹謹幼年喪父，家境貧困，少時在城內“三官廟”讀書，后入著名的覃懷書院學習。清嘉慶十二年（1807年），曹謹鄉試一舉高中解元，主考官稱其“神駒”，家鄉人慣稱“曹解元”，后以“大挑一等”的成績，補為知縣，分發直隸。
清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至清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先后任平山、曲陽、饒陽知縣。任上，饒陽不澇就旱，災情嚴重。曹謹及時向朝廷懇請調撥救濟糧款，賑濟災民。為了防止胥吏盤剝，他親自深入災區，了解災情，直接將賑濟糧款發到災民手中，受到好評。《曹謹墓志》載：“饒陽值水旱相繼，公請帑賑饑，日起鄉曲，察戶口多寡，被災情重分給之，不經胥吏手。時即飯店，市餅餌食之，無絲毫私，民大悅。”
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，曹謹上任寧津知縣，興利除弊，以法治罪，社會秩序穩定。《曹謹墓志》載:“首嚴弭盜，行清莊、聯莊法，獲其梁首，余皆遠遁。”
之后，曹謹曾于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、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、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先后三次任威縣知縣。在此，有“決獄如神”的美譽，為當地百姓辦了不少好事，“修文廟、城隍廟，興教勸士，敦品勵行，遠近翕然”。但是，由于嚴懲歹徒被議。
曹謹生性耿直，不畏強暴，敢于碰硬，他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任豐潤知縣時，因連年有災，物價飛漲，社會動蕩，左家務鎮有一地痞無賴，借機興風作浪，搶劫災糧，被曹謹捉拿歸案，繩之以法，保住了救災糧，凈化了良好風氣，穩定了社會秩序。但是，“被議落職”。復官后，曹謹調至福建，初署將樂，而后調至閩縣。《臺灣通史》載：“道光十四年，揀發福建。十六年署閩縣，兼福州海防同知。”任職期間，他化解民怨，調解紛爭，善斷公案，當地人有口皆碑，留下了很多傳說，如廣為流傳的《曹謹斷金》。
“功同禹王”守臺灣
曹謹雖然官位不高，始終在知縣位置上履職，但所到之處都是“所至民親，既去民思”，尤其是在臺8年，興水利、調糾紛、辦教育、抗英軍，“吏畏民懷，頌聲大起”。
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春，曹謹出任臺灣鳳山知縣，正逢大旱，“饑民遍地，盜賊紛起”。上任伊始，曹謹查盜賊，問疾苦，賑饑濟貧，廣泛調查，認為“弭盜莫如足食，足食莫如興水利”。于是，親自帶人翻山越嶺找水源，集思廣益定方略，集鄉紳，召巧匠，發動全縣士民捐資出力，共開渠塘，穿池引溪，筑埤導圳，經過兩年的辛勤勞動與不懈努力，共筑圳44條，總長130公里，既可灌溉，又可泄洪，成為臺灣最大的水利工程，堪與都江堰媲美。從此，鳳山“收谷倍舊，民樂厥業，家多蓋藏，盜賊不生”。
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，巡道姚瑩命知府熊一本勘之，旌其功，名“曹公圳”，并為碑記之，纂《曹公圳記》，現仍立于鳳山曹公廟的曹公亭內。
曹謹高度重視水利建設，后雖升遷，仍心系鳳山，指令貢生鄭蘭生、附生鄭宣治率全縣士民，再筑新圳46條，全長60多公里，被稱之“曹公新圳”，徹底解除了鳳山的水旱災害，將原來的荒蕪田野打造成“魚米之鄉”。
鳳山文士寫詩贊道：新波水與舊波通，終歲無憂早澇逢。種得水田三萬頃，家家雞黍拜曹公。
在鳳山，曹謹注重興辦教育，教化當地民眾，他親自帶頭捐資籌款，對鳳山所屬的鳳化、屏山、前河、屏東四所書院進行修繕，擴大民眾受教育的機會。
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，曹謹因政績卓著，被升為淡水廳同知。離任時刻，“士民夾道扶轎，攀轅涕泣，祖餞者數千人”。任職后，曹謹仍大興教育，捐款修建文甲書院。《臺灣通史》載:“蒞治五年，日以興文教，崇實學，為淡人士倡……”
同年8月，英軍侵犯淡水，曹謹身先士卒，率領鄉勇、漁民，在基隆到大安港口的沿海地帶放入沙石，以備擱淺堵塞輪船，并告知漁民，若發現英艦，誘敵深入，將其殲滅。
同時，在廳治外圍修工事、搭炮臺、鑿壕溝、筑木城，積極備戰。由于曹謹計劃周密，準備充分，使英軍艦毀人亡，大敗而逃。據《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》介紹：“前后計斬首白夷五人，紅夷五人，黑夷二十二人，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，同時撈獲夷炮十門，搜獲夷書圖冊多件。”這是鴉片戰爭以來，我國取得的一次大捷，沉重打擊了侵略軍。道光皇帝覽奏大悅，嘉其“智勇兼施，大揚國威”。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3月，曹謹在指揮土地公港戰斗中，“殺白夷一人，紅黑夷數十人，生擒白夷十八人、紅夷一人、黑夷三十人，廣東漢奸五名，鳥槍五桿，腰刀十把”。
曹謹抗英保臺的戰績是有目共睹的，若按論功行賞，當可升官任用，然而，事與愿違。鴉片戰爭結束后，腐敗透頂的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喪權辱國的《南京條約》。次年，清政府竟以“妄殺被難洋人”之名治罪曹謹。本為民族英雄，反被革職查辦，就連閩浙總督怡良入臺“傳諭”，也難開其口，他深知曹謹有功無罪，便同情問之：“事將若何？”
曹謹慷慨陳詞：“但論國家事若何？某官可不做，人要做。若罪應任者，甘心當之，但百姓出死力捉賊，不宜有所負。”
怡良聽后，深為感動，嘆曰：“真大夫也。”
曹謹在臺灣期間，不顧個人安危，多次深入大規模械斗的漳州、泉州，化解怨恨，痛陳利害，消除械斗之源，并在大甲鎮停留兩個月進行調停教化，平息械斗，立“泉漳和睦碑”，使“淡北七百里得安堵”。
曹謹在臺灣的突出貢獻，永載史冊。《清史稿·循史傳》載：“（道光）二十年，擢淡水廳同如。海盜剽劫商賈，漳、泉二郡人居其間，常相仇殺，又當海防告警，謹至，行保甲，練鄉勇，清內匪而倍外侮。英吉利兵艦犯雞籠口，謹禁漁船勿出，絕其向導，懸賞購敵酋，民爭赴之。敵船觸石，擒百二十四人。屢至，屢劫之。明年，又犯淡水南口，設伏誘擊，俘漢奸五，敵兵四十九人。”
曹謹在臺灣影響深遠，為追念其功德，鳳山人還為其建生祠，并懸掛“功同禹王”匾額，后改稱為曹公廟，還有曹公路、曹公小學、曹公巨樹等。
清思靜遠歸故里
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曹謹因平息械斗與緝捕海盜之功仍賞戴花翎，升任海疆知府，但他“清思靜遠”，并未復職，且以病還鄉。曹謹回到家鄉后，仍然關心教育，籌資俢繕覃懷書院以及天寧寺三圣塔等。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，曹謹在家中去世。
曹謹去世后，朝廷加贈朝議大夫，又晉授中儀大夫（從三品）。好友、晚清重臣李棠階參加葬禮，并親自撰寫墓志銘，他寫道：“數十年來，天下稱循吏者，必曰河內懷樸曹公、曹君。”又稱贊：“公由是亦愈斂華就實，深潛經史及宋諸子，甚獲其大意，不株守章句。”
清咸豐二年（1852年），曹謹禮葬于河內城南門外曹氏祖塋內，其墓冢按南方“柳圈椅”式樣建造，墓冢位于墓園后部的方形平臺上，呈饅頭狀，封地高2.5米、直徑6米。墓前立石碑一通，右書“前臺灣鳳山知縣 淡水廳同知”，中間豎刻“清故海疆知府曹謹之墓”，墓前有神道100余米。
沁陽市人民政府曾多次撥款對曹謹墓進行擴建整俢，現已建為“懷樸園”，并編制了《沁陽曹謹墓保護規劃》。
2000年，曹謹墓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三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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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磊落得民心
曹謹幼年喪父，家境貧困，少時在城內“三官廟”讀書，后入著名的覃懷書院學習。清嘉慶十二年（1807年），曹謹鄉試一舉高中解元，主考官稱其“神駒”，家鄉人慣稱“曹解元”，后以“大挑一等”的成績，補為知縣，分發直隸。
清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至清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先后任平山、曲陽、饒陽知縣。任上，饒陽不澇就旱，災情嚴重。曹謹及時向朝廷懇請調撥救濟糧款，賑濟災民。為了防止胥吏盤剝，他親自深入災區，了解災情，直接將賑濟糧款發到災民手中，受到好評。《曹謹墓志》載：“饒陽值水旱相繼，公請帑賑饑，日起鄉曲，察戶口多寡，被災情重分給之，不經胥吏手。時即飯店，市餅餌食之，無絲毫私，民大悅。”
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，曹謹上任寧津知縣，興利除弊，以法治罪，社會秩序穩定。《曹謹墓志》載:“首嚴弭盜，行清莊、聯莊法，獲其梁首，余皆遠遁。”
之后，曹謹曾于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、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、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先后三次任威縣知縣。在此，有“決獄如神”的美譽，為當地百姓辦了不少好事，“修文廟、城隍廟，興教勸士，敦品勵行，遠近翕然”。但是，由于嚴懲歹徒被議。
曹謹生性耿直，不畏強暴，敢于碰硬，他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任豐潤知縣時，因連年有災，物價飛漲，社會動蕩，左家務鎮有一地痞無賴，借機興風作浪，搶劫災糧，被曹謹捉拿歸案，繩之以法，保住了救災糧，凈化了良好風氣，穩定了社會秩序。但是，“被議落職”。復官后，曹謹調至福建，初署將樂，而后調至閩縣。《臺灣通史》載：“道光十四年，揀發福建。十六年署閩縣，兼福州海防同知。”任職期間，他化解民怨，調解紛爭，善斷公案，當地人有口皆碑，留下了很多傳說，如廣為流傳的《曹謹斷金》。
“功同禹王”守臺灣
曹謹雖然官位不高，始終在知縣位置上履職，但所到之處都是“所至民親，既去民思”，尤其是在臺8年，興水利、調糾紛、辦教育、抗英軍，“吏畏民懷，頌聲大起”。
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春，曹謹出任臺灣鳳山知縣，正逢大旱，“饑民遍地，盜賊紛起”。上任伊始，曹謹查盜賊，問疾苦，賑饑濟貧，廣泛調查，認為“弭盜莫如足食，足食莫如興水利”。于是，親自帶人翻山越嶺找水源，集思廣益定方略，集鄉紳，召巧匠，發動全縣士民捐資出力，共開渠塘，穿池引溪，筑埤導圳，經過兩年的辛勤勞動與不懈努力，共筑圳44條，總長130公里，既可灌溉，又可泄洪，成為臺灣最大的水利工程，堪與都江堰媲美。從此，鳳山“收谷倍舊，民樂厥業，家多蓋藏，盜賊不生”。
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，巡道姚瑩命知府熊一本勘之，旌其功，名“曹公圳”，并為碑記之，纂《曹公圳記》，現仍立于鳳山曹公廟的曹公亭內。
曹謹高度重視水利建設，后雖升遷，仍心系鳳山，指令貢生鄭蘭生、附生鄭宣治率全縣士民，再筑新圳46條，全長60多公里，被稱之“曹公新圳”，徹底解除了鳳山的水旱災害，將原來的荒蕪田野打造成“魚米之鄉”。
鳳山文士寫詩贊道：新波水與舊波通，終歲無憂早澇逢。種得水田三萬頃，家家雞黍拜曹公。
在鳳山，曹謹注重興辦教育，教化當地民眾，他親自帶頭捐資籌款，對鳳山所屬的鳳化、屏山、前河、屏東四所書院進行修繕，擴大民眾受教育的機會。
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，曹謹因政績卓著，被升為淡水廳同知。離任時刻，“士民夾道扶轎，攀轅涕泣，祖餞者數千人”。任職后，曹謹仍大興教育，捐款修建文甲書院。《臺灣通史》載:“蒞治五年，日以興文教，崇實學，為淡人士倡……”
同年8月，英軍侵犯淡水，曹謹身先士卒，率領鄉勇、漁民，在基隆到大安港口的沿海地帶放入沙石，以備擱淺堵塞輪船，并告知漁民，若發現英艦，誘敵深入，將其殲滅。
同時，在廳治外圍修工事、搭炮臺、鑿壕溝、筑木城，積極備戰。由于曹謹計劃周密，準備充分，使英軍艦毀人亡，大敗而逃。據《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》介紹：“前后計斬首白夷五人，紅夷五人，黑夷二十二人，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，同時撈獲夷炮十門，搜獲夷書圖冊多件。”這是鴉片戰爭以來，我國取得的一次大捷，沉重打擊了侵略軍。道光皇帝覽奏大悅，嘉其“智勇兼施，大揚國威”。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3月，曹謹在指揮土地公港戰斗中，“殺白夷一人，紅黑夷數十人，生擒白夷十八人、紅夷一人、黑夷三十人，廣東漢奸五名，鳥槍五桿，腰刀十把”。
曹謹抗英保臺的戰績是有目共睹的，若按論功行賞，當可升官任用，然而，事與愿違。鴉片戰爭結束后，腐敗透頂的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喪權辱國的《南京條約》。次年，清政府竟以“妄殺被難洋人”之名治罪曹謹。本為民族英雄，反被革職查辦，就連閩浙總督怡良入臺“傳諭”，也難開其口，他深知曹謹有功無罪，便同情問之：“事將若何？”
曹謹慷慨陳詞：“但論國家事若何？某官可不做，人要做。若罪應任者，甘心當之，但百姓出死力捉賊，不宜有所負。”
怡良聽后，深為感動，嘆曰：“真大夫也。”
曹謹在臺灣期間，不顧個人安危，多次深入大規模械斗的漳州、泉州，化解怨恨，痛陳利害，消除械斗之源，并在大甲鎮停留兩個月進行調停教化，平息械斗，立“泉漳和睦碑”，使“淡北七百里得安堵”。
曹謹在臺灣的突出貢獻，永載史冊。《清史稿·循史傳》載：“（道光）二十年，擢淡水廳同如。海盜剽劫商賈，漳、泉二郡人居其間，常相仇殺，又當海防告警，謹至，行保甲，練鄉勇，清內匪而倍外侮。英吉利兵艦犯雞籠口，謹禁漁船勿出，絕其向導，懸賞購敵酋，民爭赴之。敵船觸石，擒百二十四人。屢至，屢劫之。明年，又犯淡水南口，設伏誘擊，俘漢奸五，敵兵四十九人。”
曹謹在臺灣影響深遠，為追念其功德，鳳山人還為其建生祠，并懸掛“功同禹王”匾額，后改稱為曹公廟，還有曹公路、曹公小學、曹公巨樹等。
清思靜遠歸故里
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曹謹因平息械斗與緝捕海盜之功仍賞戴花翎，升任海疆知府，但他“清思靜遠”，并未復職，且以病還鄉。曹謹回到家鄉后，仍然關心教育，籌資俢繕覃懷書院以及天寧寺三圣塔等。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，曹謹在家中去世。
曹謹去世后，朝廷加贈朝議大夫，又晉授中儀大夫（從三品）。好友、晚清重臣李棠階參加葬禮，并親自撰寫墓志銘，他寫道：“數十年來，天下稱循吏者，必曰河內懷樸曹公、曹君。”又稱贊：“公由是亦愈斂華就實，深潛經史及宋諸子，甚獲其大意，不株守章句。”
清咸豐二年（1852年），曹謹禮葬于河內城南門外曹氏祖塋內，其墓冢按南方“柳圈椅”式樣建造，墓冢位于墓園后部的方形平臺上，呈饅頭狀，封地高2.5米、直徑6米。墓前立石碑一通，右書“前臺灣鳳山知縣 淡水廳同知”，中間豎刻“清故海疆知府曹謹之墓”，墓前有神道100余米。
沁陽市人民政府曾多次撥款對曹謹墓進行擴建整俢，現已建為“懷樸園”，并編制了《沁陽曹謹墓保護規劃》。
2000年，曹謹墓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三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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